记者调查

    小包工头为讨薪奔走

    春节近在眼前，春运早已打响，在外打工的人儿汇成了庞大的返乡队伍。对于许多最底层的小包工头来说，摆在他们面前的，比买火车票汽车票更加紧迫的，却是如何讨到足额工资。

    东莞清溪镇九乡村，来自四川的小工头边先生面容愁苦，声音疲惫。为了讨到工钱给手下的几个工人发工资，他已经奔走了一个多月，最后，不得不放弃一早买好的1月8日的火车票。边先生包下的是给搏深高速打钻的工程，工钱是按照事先说好的单位工价乘以米数，年尾按照合同计算一下，大概应该拿到20多万元。临到结工资的时候，上面的“老板”告诉他，自己没有收到足额的工程款，让他“过几天再来拿钱”，这一拖就是一个月。

    期间，他找了信访办、劳动局等部门，见到一些有相同遭遇的包工头，最后找到将工程转包给“老板”的一个负责人，负责人证实了“老板”的说法――“老板”确实只收到了85%的工程款。

    “我做了很多年工程，一直没有遇到过欠薪，何况是高速公路这种工程。”多方奔走后，边先生在1月14日终于拿到了被欠的工钱，但是，他已经买不到回去的车票了。“今年只能在东莞过年。”他无奈地说。

    工程缺钱工人提早放假

    和小包工头的日子一样不好过的，还有承接工程的各种企业。

  “以前过年前，政府的工程款项都会提早到位，以便支付包工头和工人的工资。但是今年，情况确实不一样了。”周先生是内地某大型工程企业的项目负责人，他向记者抱怨称，他们在天津负责一个地铁工程，但业主承诺本应去年11月份划账的资金一直拖着未给，最终工程因为缺钱不得不提早停工。

  “以往做工程，为了拼时效，一般都要做到腊月二十七、二十八才会放假回家。这次，我们从去年12月底就开始收工放假，今年春节可以休息一个多月。”他苦笑称“算是缺钱给的福利”。

    而和公司有合作关系的建筑队、包工头的资金被拖欠，也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周先生无奈地说，由于款项没有到位，他们在停工前“只能给合作单位打60%的款项，并和他们解释，剩下的款项只能等到资金到位再结清。”在两个月以后，这笔迟来的款项终于划到了企业的账上，此时离过年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了。

    周先生还坦言，由于现在大环境缺钱，2012年，他们接工程的态度会更加理性。

  “以前，只要有项目，都会去积极投标，但是今年要先考虑标的的资质，如果有充足的资金或者财政拨款，才会考虑投标。”同时，他透露，出于对工程量的预期比较悲观，他所在的企业已经开始强制性裁员。

    原因

   财政透明度高

    让问题得凸显

    对于目前呈现的地方债务危机，林江坦言：“四万亿投资里，大部分都是铁路、公路、机场等一些大型项目建设，而举债一般是三年为期，因此2012年是一个很关键的年份。”

    在林江看来，目前的政府财政透明度越来越高也让地方债务的问题更加凸显。“以前的各种基建项目也有，地方债务问题也存在，但是可能被掩盖掉了，没有成为公众的关注点。”

    困境分析

    融资平台负债增加 资金捉襟见肘

    一片缺钱声，折射融资平台的困境。日前，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公告称，2011年以来，湘高速债务规模持续增加，现金流状况急剧恶化，偿债能力明显下降，故维持湘高速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中诚信近日发布的跟踪评级报告显示，截至去年9月底，湘高速总资产达到1824.45亿元，总债务1334.30亿元，资产负债率75.02%。

    随后，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在近日发布的武汉城投跟踪评级报告中披露，截至2011年9月底，武汉城投获得银行授信额度为727.81亿元，其中尚未使用授信额度仅为65.40亿元。而财报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9月末，武汉城投总资产达到1303.11亿元，负债合计991.03亿元，资产负债率76.05%。随着银行授信额度即将告罄，武汉城投的债务偿付即将面临“断粮”的危机。

    一家为湖南省交通厅全资控股的金牌国企，拥有该省大部分的高速资产，一家为武汉市国资委旗下资产规模最大的企业，是该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主体和政府城建投融资运作平台，在地方性融资平台在2012年来到之时，在高额的资产负债率面前，先后显出了危机的影子。

    今年到期债务1.84万亿元

    融资平台捉襟见肘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即将面对的巨额债务到期。

    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10.7万亿元，2011年和2012年两年共有约4.6万亿元的地方债务到期，其中2012年到期的地方性债务为1.84万亿元。

    2011年12月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第一季度经济展望报告表示，实际地方债务规模或比官方预计的10.7万亿元更大，如果地方偿债能力不足，容易引发地方信任危机，乃至债务违约。

  “高额的地方债务首先源于我国的财税制度。”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林江向记者介绍，自从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权是有限的，大部分的税收都要上缴中央，但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责任还在地方政府，地方公务系统的运作、民生改善、大型工程的建设，很多的项目还是靠地方政府来解决，地方政府的资金压力可想而知。

  “以前，地方政府不能发债，贷款也很受限制，于是出现了许多政府下属企业，以投融资平台的名义，发债或者贷款。”林江介绍说，这些债券和贷款不可能以政府的名义，政府也不能随便担保，但同时又年复一年积攒了大量债务。

    专家观点

    地方债务危机风险完全可控

    面对高额的地方债务偿还压力，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的债务危机即将爆发。标准普尔在上周表示，未来三年若无法继续获得公共部门支持，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中有30%左右可能变为坏账。标普分析师称，中国可能会允许本地银行推迟确认部分地方政府贷款损失，此举或使银行未来三年每年的信贷损失减少人民币800亿至1000亿元。

    然而国内的专家学者大都认为，地方债务的违约风险并未有想象中那般大。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日前在公开场合表示，债务危机肯定是有风险的，但是按照国外的标准。债务占GDP的比重不能超过60%，我们现在离这个数字还早。

    林江也认为，出现欧洲那样的债务危机，是基本不可能的，“不会演变成信用风险”。他认为，标普选择这个时间点发布这样的言论，很有可能是逼中国政府出面给融资平台的负债“背书”。

  “目前出问题的债券以城投债最多，但是名义上来说城投债是融资平台的负债，并没有任何地方政府的担保。标普可能是想政府表个态，如果融资平台的债券有问题，地方政府或者国家财政会出来兜底。”林江介绍说，按照中国的情况，由于地方政府不可能破产，政府理论上可以无限制举债，借新还旧以延迟债务危机出现的时间。“只要债权人愿意给债务人延期半年或者一年，爆发债务危机的风险完全是可控的。”

    风险化解

    限制融资平台 允许地方借债

    即使债务可控，偿债的压力依然明显。宏源证券固定收益部首席分析师范为介绍，按照2011年测算，目前地方财政收入在4万亿左右，中央替地方发债一年的放债额度在2000亿左右，地方融资平台每年融资额度大约为3500亿-4000亿元，扣除铁道债等，地方政府能够拿到的部分也在2000亿元左右。而今年即将到期的1.84万亿元债务占了地方政府总收入的四成以上。

    中国2011年全年新增贷款为7.47万亿元人民币，有消息人士称，为支持经济增长，政府今年将提高新增贷款目标至8万亿元。“即使新增信贷达

    到8万亿元，里面还包括企业的融资，居民的消费借贷，事实上能够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拿到，缓解资金压力的只是一小部分。”范为坦言。

    在目前这样“缺钱”的时代，国家已经开始采取疏堵相宜的方式来逐步化解风险。一方面对地方融资平台进行限制，一方面允许地方政府作为借贷主体进行借债。去年11月开始的地方自主发债的试点工作似乎来得恰如其时。

    林江认为，在分税制未进行彻底改革之前，地方自主发债先明确了一点：地方债就是地方的事情，如果地方想发债，就必须写发债的说明书，接受审批，地方政府有偿还能力才能发，资金的去向，投资什么项目，还债的保证是借新还旧还是项目本身的运营，这一切都变得透明化。

  “目前，地方自主发债的规模比较小，都是机构在为地方政府买单，造成利率低得不正常。如果未来地方债大额发行，必将面对公众，信息如果不够清晰透明，公众可以选择用脚投票，最后的结局就是发债成本高企。这就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林江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