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就在欧洲杯即将开战之际，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提出了“双速欧洲”的意见，呼吁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欧洲政治联盟，建立统一的财政预算制度，并表示，欧盟一体化的进程不能因为个别国家的拖延而止步不前。这位不好言语的女总理，一向对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并不积极，却在希腊重新选举之前，突然发出这样的呼吁，无疑意味着欧洲一体化进程很有可能向前迈进关键的一步。究竟应如何看待默克尔这一表态，以及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本报特意专访了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执行院长、中欧学术连线主任王义桅教授，曾经担任中国驻欧盟使团外交官的他，对于欧洲政治的特点有深刻的了解。
　　
　　建立政治联盟是解决欧债危机的核心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怎么看默克尔最近的意见？
　　
　　王义桅：这表明目前欧元区危机已经进入了问题核心的核心。欧债危机是三分经济七分政治。看起来是一个经济危机，再深入是因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统一，而根本原因是默克尔所说的，欧洲缺少一个有政治执行能力的政治联盟，大家各自为政，不愿意接受欧盟层面提出的治理方案，缺少政治意愿，没有执行能力。所以默克尔提出的设想，其实是针对问题的核心。这也反映了欧债危机发生、扩展到现在已经到了生死攸关地步，各方面压力非常大。美国一再告诫欧洲不能出篓子了，至少不能在11月大选之前再扩大危机。中国对欧出口也已经受到了很重的打击，也反复向欧盟发出呼吁，要拿出决心和勇气来处理危机，新兴市场国家也表达了和中国相同的意见。在G 20峰会前夕，欧盟饱受各方压力。对于欧盟各国而言，到了最后需要集体站出来共赴时艰的时候。欧洲也不能容忍自己成了全球治理的对象，成了世界经济复苏的绊脚石。所以目前仅仅是进入了问题的核心，恰恰说明危机更为复杂严重了。
　　
　　南都：默克尔强调要一步一步地加强欧盟的政治权威，可能的步骤是怎么样的？
　　
　　王义桅：欧洲的政治一直是一种妥协的政治，所以加强欧盟的权威也只能是一步一步地妥协开展的。现在看到这些问题，并不是欧洲人在建立欧元之初没预料到，而是当时没有办法达成妥协，所以拖到现在。长期以来欧盟的政治都是德国、法国说了算，小国靠边站，顶多敲敲边鼓，实际上是很不满的，所以这次欧元危机，南欧的小国不买欧盟的账，也是长期内部政治淤积的矛盾总爆发。默克尔这次主动提出改革方案发出呼吁，这是表达德国解决危机的诚意，也说明了欧洲目前的危机状态。目前欧洲已经有一个财政契约，最可行的就是先进一步落实这样一个财政契约。在财政契约的基础上，设计财政预算平衡标准，就像默克尔说的，先形成一个财政联盟。第二步就是要加强欧央行的权力。德国一直比较担心欧央行担负太多的财政责任，给国家债务买单。但是看起来现在欧央行不发挥作用已经不行了，它可能要有进一步的改革计划，但是这也要看各国谈判妥协的状况。更进一步，要加强欧盟委员会的执行能力。欧盟委员会目前的执行力很差，开会很多，意见很多，但是执行成问题。这就需要各国能向欧盟让渡一部分主权。
　　
　　南都：这样的紧缩压力之下，南欧国家，特别是希腊不会脱离欧元区？
　　
　　王义桅：虽然目前有这种意见，但是可能性不大。对于希腊而言，脱离了欧元区就没法活了。回归它原来的货币吗？这不可能的，欧元的信誉尚不能承担希腊危机的话，它原本的货币就更不可能了。一旦希腊退出，一定是高通胀、高失业，伴随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很可能导致极端政治的发生。当年希特勒就是在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的情况下上台的，对欧盟而言，这一定不能重演。西班牙就更不可能退出欧元了，他是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从德国的角度来讲，能不能承受希腊退出欧元的代价？德国也是无法承受的。据巴罗佐计算，仅仅希腊退出欧元区，欧元区就有超过一万亿欧元的经济损失，这个代价目前不是欧盟国家财政状况可以承担的。另外就是希腊退出欧元区，所造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也是可怕的。希腊退出欧元区，还必须要退出欧盟，欧洲一体化进程实际就可逆了，这难以想象。欧洲一体化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和平，欧元实际是为了欧洲的和平设计的，如果希腊退出，会让欧元区分裂，甚至会造成欧洲的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的分裂和对抗，这在欧洲的历史上已经上演了多次，就这次欧洲杯上就不断出现这样不谐之音。德国40%的出口是对欧元区，如果欧元崩盘的话，它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如何去寻找市场，它还能维持这样的出口吗？还能维持这么高的外汇储备吗？扩展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市场？这并不容易。单纯的经济账，德国自己计算的，要支付800多亿欧元，法国要支付600多亿欧元，这是极高的代价。而且一旦这些国家退出欧元区，会直接导致欧元国债危机。欧洲很多国家的银行，比如法国、西班牙的银行都持有大量的笨猪国家债券，这些会成为呆账坏账。像法国，银行业地位非常重要，如果法国的银行也被拖进去了，那么整个法国经济也被拖进去了。法国对欧洲有多么重要的作用，这不言而喻。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这些都是欧盟不能承担的。而且欧元设立的时候，是没有退出机制的，要退出就要逆转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所以市场上吵得热闹，德国也发出警告，甚至要求希腊考虑退出，但是本意还是要求希腊尽快组阁，接受欧盟的方案。(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内外交困之际一体化进程必须加速
　　
　　南都：德法一向被视为欧盟运转的轴心，目前法国政府已经更迭，左翼党派不仅占据了爱丽舍宫，而且主导了国会。在这种情况下，德法之前达成的默契还能否继续继续下去，还能否有效合作？
　　
　　王义桅：这肯定是要打折扣的，新的政治势力上台，肯定要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德国原本强调的紧缩和严格紧缩的方案肯定要打折扣。如果继续严格紧缩，反而会导致问题更加严重，南欧国家对德国意见非常大，认为这是按照德国发展水平和情况来要求他们。而且严格紧缩计划，确实在这些国家已经造成了一些反效果，这个问题德国自己也注意到了。明年德国还有大选，默克尔政府已经丢掉了几个关键的州。所以最后还是会有妥协，减少刚性的紧缩要求，适度增加一些弹性，找到一个共同的空间。
　　
　　南都：巴罗佐提出未来欧元区国家的银行业应该置于统一监管之下，这是否也可以视为一种具体的一体化步骤？
　　
　　王义桅：欧盟现在特别担心西班牙出问题，因为西班牙是银行业出了问题，这次西班牙提出的救助，也是针对银行。债务危机一旦影响到金融业，那么这个影响就非常大。主权债务危机是政府欠债，公务员发不了工资，社保发不出来钱。涉及到银行，那就涉及到工商业主、股份持有者、企业公司，这些都是欧盟经济的基本支撑。所以巴罗佐才提出要搞一个这样的银行统一监管系统。因为银行业都是跨国交叉持有股份的，美国方面也对他们施加了很大压力，因为美国高盛等金融企业持有大量欧洲银行的股份，一旦出现银行问题，会传导到美国。但是具体怎么监管，还是值得怀疑的。首先英国会不会支持？英国不是欧元区的国家，而且英国长期坚持盎格鲁-撒克逊的金融自由化方式，这也是美国一贯支持的。这其实反响了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大陆模式的这种矛盾，影响到美欧之间的矛盾，欧元区经济和世界金融自由化之间的矛盾。
　　
　　南都：你提到了英美在欧洲政治中起到的作用，那么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英美究竟起到怎么样的一种作用？
　　
　　王义桅：应该说美国之前对欧洲一体化是支持的，希望欧洲自立自强，团结对抗苏联。对欧元区也是支持的，但是前提是欧元区建立以后，英镑不要加入欧元区，这是美国支持欧元的前提条件，英国也是三心二意，既愿意得到欧元的好处，又要维持英联邦体系，还想保持自己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但是欧元的出现确实对美元构成了实质的挑战，所以也有意见说欧元危机的扩大，是美国有意造成的。我就很怀疑，11月美国大选之后，索罗斯这样的美国炒家会不会去抄欧元，寻求更大的利润。而且这不是美国国家意志所能决定的，而是国际金融市场必然的内在寻利套利逻辑决定的。所以11月份之前，欧洲如果不能拿出妥善的解决方案，那么就会有更大的麻烦，时间并不多了。因此，说到美英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英国是若即若离，离开了欧盟，指望英美特殊关系也是不够的。美国现在提出重返亚太，并没有英国什么事情。英国需要借助欧盟来放大自己的影响力，虽然它不是欧元区国家，没有加入欧元区的财政协议。但是这个协议肯定会对英国经济产生影响。英国一直在非欧元区的欧洲国家中扮演一个领导角色，起到欧洲一体化制动阀的作用。美国就更不用说了，美国从开始的扶植已经变成了抑制和平衡。现在虽然因为欧元危机，欧盟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对美国全球战略帮忙减弱，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转而支持欧洲进一步一体化。综合起来就是既不能对美国形成挑战，又能为西方世界做贡献，这是美国对欧洲的基本平衡政策。
　　
　　南都：目前有意见认为应该在欧洲做两个欧元区，一个发达区域的欧元，一个相对落后区域的欧元。你认为这个可行吗？
　　
　　王义桅：这个不大可能，欧元区确实扩展过快了，这种意见反映了南欧拖累了整个欧元区。欧洲经济发展不平衡，如果仅仅是核心欧元区，基本就没有什么问题，欧盟如果退回到原来12个成员国，那么问题就不存在了。2004年的大规模东扩，造成了很多问题。本来欧盟首先是南扩，资本是从北方流动到南方，东扩以后，转而跑到中东欧捷克、匈牙利等国去了，加剧了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反过头来，在当前欧洲市场已经高度统一的情况下，想搞一区两币制度，理论上有问题，实际难以操作。(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建立财政福利框架，培养竞争力是关键
　　
　　南都：那么在外有英美牵制，而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欧洲一体化到底能走到什么样的程度？
　　
　　王义桅：对于欧洲的未来有这样三种假设，第一种，过了这一关，形成一种统一的预算机制，建立财政联盟，进而建立一种更强有力的政治联盟，这是最理想的。但是我前面说了欧洲政治一直是妥协的，不可能达到这种理想程度。以前欧盟克服危机加强一体化是有前提条件的，欧洲是发达领先的地区，世界的金融货币体系都是西方主导的，现在这个前提条件已经没有了。新兴市场国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已经分流了很大一部分市场。欧洲又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现在不是它输出它的一套东西的时候了，它直接面对来自新兴经济体的竞争。特别是最近十年来，世界的重心已经向亚太转移了。毫无疑问，欧洲已经明确感到这种危机了。“欧洲再不争气，可能要沦为欧亚大陆的一个半岛”，这种声音已经出现了，实际上欧洲一体化主导世界，这个目标已经不能成立了。第二种方案，无论是建立北欧元还是南欧元，还是让南欧国家脱离欧元区，其实就是想缩小欧元区，重新确定12国的核心欧洲。这样保持这些国家的竞争力，还能在世界上有所作为。但是这种设想，操作起来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即或是问题国家退出欧元区，依旧是欧洲国家，依旧会参与欧洲事务，而且面临老龄化挑战，劳动力短缺，市场萎缩的欧洲不可能舍弃这些地区。第三种可能性就是欧洲就维持这个状态，半死不活地就耗在这个危机上。欧洲实际上从世界治理的一种力量，变成一个治理对象，这个对于欧洲人而言，根本不可接受。但是三种可能性都有，最有可能的就是往第一种可能努力。我个人觉得，目前欧盟应该能达成统一的财政预算制度。不论是穷国还是富国，其实都绑在欧盟这一条船上，都要过日子。至于说过程多痛苦，有多么复杂，还要看具体的努力。
　　
　　南都：目前有一种意见认为是福利国家导致了当前欧洲的危机，但是福利国家又被认为是欧洲最伟大的政治成就，到底应该怎么看欧洲的福利国家？
　　
　　王义桅：欧洲目前的危机确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福利制度引起的。一些欧洲国家福利上的开支超过了产出，造成入不敷出的债务危机。但是正如朱熹所说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一个国家必须要有制造业和创新能力。典型的福利国家，比如瑞典，它在世界上仍然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但是希腊这样的国家就没有与其福利水平相称的竞争力，它的竞争力排世界的第96位，而福利水准排名第3位，没有国家救助，就可能破产。所以问题不在于福利本身，而在于你的创新能不能支撑你的福利水平，你的福利水平和你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否匹配？就欧洲整体而言，竞争力在全世界下滑，南欧国家实际上已经是第三世界了，甚至连意大利都觉得自己属于第三世界。类似中国发展区域不平衡，欧洲也是如此。德国和北欧四国是第一世界，法国和中欧几个国家算是第二世界，南欧已经是第三世界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差别可能不是太大，但是从竞争力来看，差别太大了。福利是刚性的，不能减的，而且欧洲普遍都是多党制，这很容易造成民主被民粹政治绑架。对美国而言，很早就有一部宪法，可以根据宪法来调整。欧洲是摸着石头过河，拆东墙补西墙，最后撑不住了。用现在中国流行的话说，一开始没有顶层设计，后来出了问题是难免的。
　　
　　南都：那么欧洲有没有可能在福利制度上采取统一的制度，同时从欧盟层面上培育自己的竞争力？
　　
　　王义桅：完全统一是不可能的，但是正如巴罗佐说的那样，至少要有个协调标准。既不能超过实际水平太多，也不能太低了，造成新的社会问题。欧洲可能出台一个指导原则，因为有些国家的福利高得离谱，但是德国这么多年工资水平基本维持不变。福利水平、包括退休年龄，上限下限都要有一个框框，由欧委会掌握原则，有一定的约束。以前有个《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欧元区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 D 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 D P的60%.但是法德带头违反，引起了欧洲其他国家的不满。所以欧盟一方面要有新的标准出来，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执行力和公信力。所以就像默克尔说的那样，要有一个政治联盟。如果没有共识，没有政治执行力，那就是政治上的空谈。欧洲一体化导致福利趋同效应，但是各国、各地区的发展水平不均衡，这就形成了北部为南部欧洲买单的局面。因此，缩小地区发展差异，提升整体竞争力，才是应对欧洲福利效应的根本。就加强竞争力来看，欧洲其实已经有了共识。但是问题是欧洲怎么样去培养自己的竞争力，比如美国经济学家里夫金就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认为目前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前夕，欧洲要克服危机抓住机会。欧洲确实也试图抓住一些机会，比如气候问题，它搞过低碳产业，但是后来发现中国等国家竞争力比它更强，因为中国政治执行力强，一旦发现这个问题，就会很快加强。欧洲作为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欧洲目前在寻找新的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可持续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这些都是优势。欧洲有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化积累和语言多样性，在文化潮流设计方面有优势。另外在节约资源型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技术方面欧洲是有优势的，和美国的节省人力型技术不一样，欧洲在节约资源方面拥有比较优势，它资源有限，严重依赖俄罗斯、中东，所以重视资源节约，也准备把这样的优势，通过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合作，扩展到世界。还有就是金融服务业等，比如英国在这方面就有很大优势。这方面还是需要加强欧洲政治上的统一执行能力，才能有效发挥竞争力优势。
　　
　　南都：政党政治能在这些问题上发挥什么作用？
　　
　　王义桅：党派联合在欧洲是早已有之的，虽然欧洲党派众多，但是根据其政党的原则，自然形成左中右的政党联盟，或者叫欧洲议会的党团联盟，主要是人民党、社会党，以及后来的自由党。欧洲的政党政治比美国重得多，除了选举，在具体的施政中也是发挥重要作用的。而且跨党派跨国界的政治联合是比较常见的，社会党的政府里面有自由党的人士，甚至王室都可以从国外请过来。在沟通协调欧洲一体化进程，欧洲的这种政党政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法德之间，除了领导人之间的会晤机制，大量基层会晤磋商几乎天天有，甚至有些组织之间的沟通都是定期的。而且欧洲还有众多的宗教团体都有很多沟通。其实这次危机暴露出来的还有拉丁语天主教区域和日耳曼语新教区域的矛盾。矛盾多，更需要全面的各层次的沟通解决。